汪恭礼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242000）
摘要：粮食事关国运民生，对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保障粮、棉、油、糖、肉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提升收储调控能力”。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随着新冠肺炎蔓延全球，多国宣布限制甚至禁止出口粮食，对我国粮食有效供给也是一个大考验。在当下复杂的形势下，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我国粮食综合生产和保障能力现状分析来看，居民口粮国内自给充足，粮食储备完全能保障居民口粮供应需要，但粮食生产仍然面临劳动力结构性缺失、耕地质量下降、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等现实困境。对此，本文提出培育粮食生产新型经营主体、提升耕地资源质量、提高比较优势和效益等路径来保障粮食生产能力，以确保国家粮食长期、持续稳定和安全。
关键词：中国；粮食生产；粮食安全；高质量发展
中国拥有14亿人口，是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立足国内、以我为主、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确保产能”的粮食安全战略，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1］但随着粮食消费需求的增长，粮食缺口一直存在，我国借助国际市场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每年进口量均维持在1亿吨以上，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粮食进口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国家头等大事，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压舱石”，及时针对粮食缺口变化调整进口规模，妥善应对国内粮食缺口，保持粮食供需的动态平衡，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的要求。然而，如何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谁来种粮、怎么种粮、种什么粮，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一、中国粮食综合生产和保障能力现状分析
粮食安全问题极为复杂，粮食产量大落容易，一旦出了大问题，起来很难，多少年都会被动［3］。中央始终重视粮食生产，即使粮食连年丰收，也没有放松粮食生产，更没有改变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取向。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切实提升粮食综合生产和保障能力，是实现扛稳粮食安全目标的重要条件。
（一）理性看待粮食“缺口”，切莫恐慌跟风囤粮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出于防范风险的心理，有一些居民跟风囤粮，抢购粮油。受国际粮价震荡传导和洪涝灾害影响，粮食市场运行出现了阶段性波动。2020年8月17日，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提出，预计2025年谷物（由小麦、稻谷和玉米三大主粮来衡量）消费量为6.51亿吨左右，有可能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其中谷物将出现2500万吨的小幅缺口。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出于看好后市的预期，一些农户“惜售”，一些粮食经销商、贸易商采取了不少举措跟风囤粮。到“十四五”期末，中国粮食有可能出现1.3亿吨左右的缺口，相比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这一占比并不是很高，仅占2019年全年粮食产量6.6384亿吨的19.7%，其中，谷物2500万吨缺口仅占2019全年谷物产量61368万吨的4.07%。从2019年粮食进口来看，进口粮食总量为10643万吨，占当年粮食产量的16.03%，其中，谷物总量为1792万吨，大豆总量为8851万吨，分别占当年粮食产量的2.7%和13.3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到2018年，全国居民年人均谷物消费量从138.9千克降低至116.3千克，而年人均包括猪、牛、羊肉等肉类消费量从25.6千克增至29.5千克，水产品从10.4千克增至11.4千克，禽类消费量从7.2千克增至9.0千克，奶类和蛋类消费也明显增加。在2019年进口的粮食中，进口玉米479.3万吨，大豆和玉米共9330.3万吨，占当年进口粮食的87.67%，主要用于生猪、水产、禽类等养殖业饲料加工，而并非居民消费。同时，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人们的饮食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生活质量要求方面，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这便引起粮食需求结构的变化。如国内生产的强筋和弱筋小麦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弱筋小麦主要用于做糕点和蛋糕，强筋小麦主要用于做面包，需求量不大，进口的小麦348.8万吨、大米254.6万吨，主要用于品种调剂。从越南、泰国等进口的价格低、口味好的大米，主要满足消费者对粮食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进口量也不会大幅增加。为防止粮食保管不善造成浪费和后期价格下跌带来损失，要理性看待粮食“缺口”，避免恐慌跟风囤粮。
（二）粮食产量稳足态势，居民口粮国内自给充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完全实现自给，解决了吃饭问题，如2019年全年粮食产量66384万吨，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74.15公斤，远高于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人均400公斤。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粮食产量从2010年的54641万吨增加到2019年的66384万吨，增加了11743万吨，增长2149%。2013年至2019年，粮食生产每年都保持在60000万吨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010年的407.46公斤增加到2019年的474.15公斤，均超过国际人均400公斤的粮食安全标准线。粮食产量的稳足态势，满足了居民基本用粮，对进一步稳定其相关产品价格，保障人们生活，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从国际市场适度进口粮食，满足粮食需求结构升级
我国人口众多，14亿人口按照人均每年粮食消费量400公斤计算，粮食消费量就高达5.6亿吨，加上工业用粮、饮食结构改善和人口增长的快速增加，使得粮食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进口粮食总量为10643万吨，因此，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粮食供需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从表2可以看出，在进口粮食中，大豆、玉米占绝大部分，主要用于企业加工水产、生猪、禽类等动物饲料。如2014年至2019年间，大豆和玉米进口量分别为7400万吨、8642万吨、8708万吨、9836万吨、9155万吨、9330万吨，占进口粮食总和的比例分别为69.54%、69.26%、75.93%、75.30%、79.23%、83.72%。稻谷和大米、小麦等口粮进口量处于较低水平，主要用于品种调剂，扣除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2014年至2019年间，稻谷和大米进口量分别为258万吨、338万吨、356万吨、403万吨、308万吨、255万吨，占进口粮食总和的比例分别为242%、2.71%、3.1%、3.09%、2.67%、2.29%。
（四）粮食储备体系逐步健全，储备能力显著增强
政府粮食储备是保安全、稳预期、守底线的压舱石。疫情、极端天气和蝗灾等因素，冲击到了粮食生产、加工、储运、交易等环节，使世界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粮食产需缺口逐步扩大，进口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一旦遇到摩擦、冲突、制裁、限制，甚至战争等，粮食安全就会受到较大影响。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俄罗斯、泰国、柬埔寨、越南、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相继出台措施，限制粮食出口。粮食进口受更多、更复杂因素的影响，过度依赖进口粮食来解决粮食需求，粮食安全的风险会大大地增加。近年来，国家维修改造了一批老粮库，规划建设了一批现代化新粮仓，仓容规模进一步增加。到2018年，全国共有有效仓容总量9.1亿吨，其中，简易仓容、标准粮食仓房仓容分别为2.4亿吨、6.7亿吨，有效仓容总量比1996年增长31.9％。［4］政府粮食储备包括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粮食储存安全，数量充足，质量良好，小麦、稻谷均能满足1年以上消费需求，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安全警戒线水平。［5］当前，中储粮储备规模稳定，从战略性、全局性解决粮食供给，如遇到重大自然灾害等情况；地方粮食储备规模有所不同，主产区、主销区以及产销平衡区储备粮规模分别保持在3个月销量以上、6个月销量以上以及4.5个月销量。［6］为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储备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占比约七成，不断提高面粉、大米等成品粮库存比例，原粮、成品粮储备充足。各储备粮库广泛采用机械通风、电子测温、内环流控温、氮气气调等先进绿色储粮技术，确保粮食保鲜、绿色、营养，满足人们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和“吃得放心”转变。同时，国家还建立了粮食应急保障机制，建立起两级监测体系，密切跟踪粮食价格动态和供求变化。全国31个省（区、市）、587个市（地）、2440个县都建立了应急预案。目前已经在全国布局了5388家粮食应急加工企业、44601个粮食应急供应网点、3454家粮食应急储运企业和3170个粮食应急配送中心，在价格易波动地区和大中城市储备了10至15天的应急成品粮油，构成应急供应网络体系，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等引起的粮食市场异常波动，则可以随时将储备粮投放市场，调节粮食市场供求总量，稳定粮食价格，保障居民口粮供应需要。
二、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现实困境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粮食生产发展仍然面临资源约束趋紧、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生产成本较高等现实困境，影响了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的提升。
（一）农民工逐年增长，粮食生产劳动力结构性缺失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乡村大量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愿意留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适龄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从表3可以看出，乡村人口由2010年66558万人下降到2019年55162万人，减少11396万人；而农民工由2010年24233万人增加到2019年29077万人，增加4844万人，大量的适龄劳动力离开乡村，制约了粮食生产及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如从安徽省宣州区寒亭、水东、朱桥、水阳、狸桥等乡镇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壮劳动力离开了乡村，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虽然农业机械可以代替部分人力劳动，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但留在乡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质量逐年下降，文化程度较低，对新技术、新品种缺乏足够的认识，推广新品种、新技术难度大，粮食生产经营管理粗放，从而难以提高粮食单产和综合生产能力。
（二）耕地质量下降，影响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础
粮食生产的基础是耕地，耕地质量和规模的稳定，对提高粮食产量和综合生产能力以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而言非常重要，但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导致耕地面积缩减，大量使用化肥、地膜和农药，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影响了耕地生产能力。据2019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耕地20.23亿亩，划定15.50亿亩永久基本农田。截至2019年底，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其中，6.32亿亩一至三等耕地（即高等地），占耕地总面积的31.24%；9.47 亿亩四至六等（即中等地），占46.81%；4.44亿亩七至十等（即低等地），占 21.95%。为了追求生产效益，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在安徽省宣州区寒亭、水东、朱桥、水阳、狸桥等乡镇调查发现，每亩小麦平均使用碳酸氢铵15公斤、复合肥10公斤；每亩水稻平均使用碳酸氢铵15公斤、复合肥17.5公斤。每亩小麦平均使用农药0.6斤、除草剂1斤；每亩水稻平均使用农药1.5斤、除草剂2斤。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确实对提高粮食产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过量施用化肥，大量未被利用的磷、氮流失到水体和土壤中，造成农业面源污染。［7］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17年，农业源水污染物排放量：氨氮、总氮、总磷分别为21.62万吨、141.49万吨、21.20万吨，其中种植业氨氮、总氮、总磷分别为8.30万吨、71.95万吨、7.62万吨。［8］同时，粮食生产过度依赖化肥，导致土壤板结、耕作层变浅等耕地质量下降问题，直接影响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城镇化、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占用了较多的土壤质量和水利灌溉条件好的粮田，使粮食种植面积有所减少，即使用占补平衡的方法来补充耕地，也存在占优补劣的现象，忽略了粮食生产用水、耕作半径、坡度、光照等因素，被灌排设施不完善、地力条件不佳的土地置换，耕地质量也出现下降趋势，制约了耕地占补后的粮产量和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9］
（三）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种粮积极性受损
农民种粮意愿和积极性是保证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的根本。但农民种粮的目标是获得经济收入，而种粮成本高、比较效益低的问题，影响了农民种粮意愿和积极性，将土地改种其他经济效益较高作物或从事其他工作，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如2019年粮食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97万公顷，其中，小麦种植面积减少54万公顷、稻谷种植面积减少50万公顷、玉米种植面积减少85万公顷。在安徽省宣州区寒亭、水东、朱桥、水阳、狸桥等乡镇调查发现，种一亩水稻约需成本707.5元，其中种子55元、农药170元、肥料152.5元、耕地100元、播种30元、水肥药等田间管理100元、收割100元，一般可收获稻谷1200斤，按110元/百斤计算，可收入1320元，剔除成本后的收益仅612.5元，还不考虑土地流转费用、自然灾害、干旱抽水等风险，而农民进城从事体力，无任何风险，劳动日工资在120-150元之间。在安徽省宣州水阳镇调查发现，一亩田用于水产养殖，剔除成本后的收益达2000元以下，而且劳动强度远比粮食生产轻松。在比较效益的拉动下，大量土地肥沃的圩田被改造成了鱼蟹虾等水产养殖场地，10.1万亩耕地面积的水阳金宝圩，仅有2000至3000亩用于粮食生产，出现好多无粮食生产村。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2016年至2019年间，粮食种植总面积比上年分别减少31万公顷、81万公顷、95万公顷、97万公顷，其中稻谷分别减少5万公顷、0.2万公顷、56万公顷、50万公顷。
（四）农村土地分散经营，制约了粮食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粮食种植面积对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是有利环境因素。在粮食种植过程中，面积越大，越有利于引入新技术，越有利于优化粮食生产资源配置，越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要素投入浪费，从而提高粮食生产效率。［10］土地流转是种粮大户、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的先决条件，没有土地流转就谈不上粮食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一是我国人多地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耕地好坏搭配、平均分配给农民，田块分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不利于种粮大户、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从调查的四个乡镇来看，户均耕地不足5亩、人均不足2亩，根本不具规模经营条件，仅靠种植粮食生产，获得的收入有限，很难实现生活富裕（如表5）。在种粮比较效益较低的情况下，留在农村种粮的农民大多数年老体弱，受知识水平、生产规模、资金等因素的制约，粮食生产技术、机械化水平较低，主要是解决自己的口粮，制约了粮食规模化生产经营。
二是流出土地的农户受“土地是命根子”的传统思想观念束缚，怕吃亏上当，不主动参与土地流转，甚至担心一旦按了手印、签了字，就有一种土地“被出卖”的感觉，到时要不回土地，因此，习惯于以口头约定方式流转给亲朋邻里。同时，流出土地的农户和流入土地的经营者法制观念不强，嫌麻烦，不愿到土地流转机构办理信息登记、土地流转合同鉴证等手续，加上土地流转信息网络不完善，社会化服务程度不高，土地流转步伐不畅，严重制约了土地流转的有序发展。从寒亭、水东、朱桥、水阳、狸桥等乡镇调查发现，土地流转口头协议居多，签定了土地流转合同的很少，规范化的书面合同更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极易产生纠纷。三是种粮大户和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都希望土地流转期限长而稳定、集中连片。但在调查中发现，流转期限短而不稳，大规模土地集中连片流转难以成功，不利于长期投资和规模化、专业化粮食生产。
（五）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与粮食生产尚不能完全匹配
2019年末，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仍有55162万人生活在农村，致使在较长时期内农业人口数量庞大。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20743万户农业经营户，其中只有398万户规模农业经营户，仅占农业经营户的1.92%。因此，农户家庭小规模、分散经营仍将占据重要经营方式地位，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仍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在市场经济日益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暴露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脱节的问题。一是基层的农技服务质量普遍偏低，服务功能不健全，农资购买、粮食种植结构调整、良种引进和推广、标准化和品牌化生产等服务组织实力不强。二是粮食生产机耕机种机收等机械化作业依存度很高，但大型收割机、插秧机等农机具购置费用高，小农户购买“不经济、不划算”，难以有效推广一些先进适用的农机具。从寒亭、水东、朱桥、水阳、狸桥等乡镇调查发现，除花钱购买机耕机收服务外，播种全都是采用人工撒播，更没有集中育苗育秧、肥料统配统施、灌溉排水和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三是稻谷烘干、运输及储藏、质量检测检验服务缺失，导致大量农民不得不将种植出来的粮食在田头低价销售给贩子，市场波动较大。
三、发展粮食生产的几点对策建议
我国粮食生产以生态、优质、高效、安全作为发展目标，着力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缺失、生态环境破坏、粮食效益低等方面问题，坚决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一）建立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计划，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劳动力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农村年轻劳动力不断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而粮食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季节性雇工需求大，且雇来的都是50岁以上的人，但随着这些人的不断变老，农村季节性雇工矛盾将变得突出。这就需要建立培育种粮生产新型经营主体计划，弥补劳动力结构性缺失，留足适龄劳动力，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劳动力，提高粮食生产综合能力，从而保证粮食的高质量供给。一是在保持农村生产经营劳动力充足的情况下，必须鼓励过剩劳动力转移，为“人”与“地”的要素合理配置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和粮食生产提供空间。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6年末，全国共有耕地面积134921千公顷，20743万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22万人，户均9.76亩，人均6.44亩。二是培育种粮生产新型经营主体，引导返乡农民工、有文化的中青年和大中专毕业生从事粮食规模化、专业化生产，鼓励他们牵头成立粮食生产合作社，支持科研单位的专家建立紧密联系和组织粮食生产技术培训，使他们成为粮食生产经营的“生力军”。三是立足国情、省情，加大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力度，出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扶持政策，鼓励更多的返乡中青年农民、大中专毕业生主动参与到培训之中，弥补粮食生产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全面提升粮食生产劳动力素质，推动粮食生产现代化发展。四是根据当地粮食生产需求，通过提供助学金、减免学费等方式，委托一些高校培养一批粮食生产专业技能和管理人才，与这些学生签订就业协议，让他们毕业后服务粮食生产，并出台创业优惠政策，给予相应的待遇，让他们留在农村、扎根农村，使他们成为粮食生产的引领者。
（二）强化耕地保护措施，保障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耕地有效供给的数量与质量
粮食生产的根本在耕地，只有耕地数量与质量有效供给，才能稳定粮食生产和保证粮食自给率的提高。因此，要以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为根本遵循，全面落实永久性基本农田划定及保护、耕地占补平衡等政策措施，绝不能与粮食生产争地，确保耕地数量稳定。同时。改善耕地质量，提升耕地生产率，实现“藏粮于地”的目标。一是划定耕地保护红线，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不动摇，严格执行耕地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绝不能突破已经确定的耕地红线。加强农用地管理和耕地保护的监管，无论何种经济活动，绝不能随便占用耕地，只要涉及占用耕地，都必须遵循土地规划和耕地用途管制。完善永久性基本农田的划分和设置，始终要对永久基本农田加以特殊保护［11］，保持耕地资源数量稳定，为粮食生产提供保障。二是坚持存量优先、兼顾增量原则，统筹兼顾乡村产业用地需求，利用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入股、租用等方式着力盘活废弃集体公益性房屋和建设用地、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农村住房，满足乡村产业发展用地需求，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2］三是以机耕道路、土地平整、农田水利、土壤改良等为重点，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高标准农田管理，把建成的高标准农田直接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并加以特殊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改变用途或损毁，确保高标准农田数量不减少，防止“非农化”。四是鼓励和支持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化肥减量增效新产品新技术，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种植绿肥、秸秆还田、沼渣沼液还田、堆肥还田等措施，着力解决化肥利用率不高、使用过量的突出问题，防止地力下降，促进耕地质量提升。大力推广和开发生物农药，禁用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毒性高、不易分解的农药品种，减轻粮食生产对有机农药的依赖，最大限度减轻农药对粮食生产环境的污染。五是在耕地占补平衡实施过程中，重点打击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行为，以保障耕地的生产能力为核心，开展深松整地作业，增强保墒抗旱能力、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补充耕地的持续生产能力，实现耕地数量与质量上的占补平衡。
（三）提高比较优势和效益，实现高质量投入产出
从我国粮食产量分析中可以看出，粮食种植结构存在着严重失衡问题，因此，应在确保粮食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的基础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合理有效地调整粮食种植结构，提高粮食种植比较优势和效益，实现高质量投入产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一是在满足粮食供给量的情况下，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调整粮食种植分布，优化粮食种植结构，重点发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和发展优势区域，做好粮食品质改良，选育和推广适应性强、优质、高产的粮食新品种，着力解决粮食结构失衡、供给过剩等问题，从而提高粮食种植比较优势和效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强化优质粮食品种的选育和推广，推进粮食品种优质化，引导种粮农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种植适销对路的优质粮食品种，采用科学的方法播种、施肥和管理，提高亩产，以最小的投入创造最好的效益。三是物价部门要严格对肥料、农药、种子、农膜、农具等种粮所需的生产资料核价，严格限价出厂销售，查处乱涨价行为，控制农资价格上涨的范围，降低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物化成本。同时，在充分考虑当期粮食生产成本的基础上，确定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并随农资和工价等成本的上涨及时予以调整，确保粮农的应得利益不被农资等价格上涨侵蚀。在粮食收购中，强化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管，对出现的压价压质行为给予严厉打击，确保农民应得利益不受侵害。四是建立完善的收购和储存体系。在安徽省宣州区寒亭、水东、朱桥、水阳、狸桥等乡镇调查发现，种粮农民都没有建设粮仓，也没有烘干设备，不得不将刚打下来的粮食在田头低价卖给粮贩，以防粮食放在家中霉变。因此，可因地制宜地鼓励粮食企业依托自身有利条件，建立粮食银行，代农户储存粮食。农民则可根据自身需求，按照一定标准提取成品粮食，也可直接卖给粮食企业，降低粮农的销售和储存成本，实现粮食供给稳定、粮食销售便利、粮食储存安全的“藏粮于民”目标。五是鼓励相关企业收购秸秆并集中处理，把秸秆加工成饲料、肥料、燃料等，进行综合再利用，实现高质量经济循环，降低农民对秸秆处理的劳动成本，减少焚烧秸秆时对空气造成的污染。
（四）引导农村土地集中连片流转，实现粮食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土地流转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基础，没有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没有现代农业。各地应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土地资源情况，做好土地流转规划，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全面推进土地集中连片流转，培育种粮大户，引入一批有实力的种粮新型经营主体，推进粮食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构建农户、种粮大户及种粮新型经营主体共赢的格局。一是组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中心，收集并发布土地流转供求信息，提供农村土地流转相关政策、法律等咨询服务，服务农村土地集中连片流转，帮助土地流转当事人双方签订统一的土地流转合同，规范土地流转程序，着重解决流转机制不够活问题。二是强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地位，探索建立土地流转监控体系，严格进行集中连片流转土地用途的监管，对一定规模土地流入的种植大户和种粮新型经营主体经营实力进行考察，避免一些短期逐利或盲目跟进“圈地”，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和农民利益受损。三是在土地集中连片流转中，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选择和谈判权利，并结合实际，对集中连片流转的农户给予一定的奖励或资金补助，提高农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四是引导土地流转双方合理确定流转期限，在土地集中连片流转中，当年新增流转期限在5年以上，按流转面积，一次性给予流出户每亩一定金额资金补助；凡是农户流转承包土地后，所剩下土地人均不足0.3亩的，且协议连续流转时间超过10年以上的，可以购买失地保险，着重解决土地流转周期短问题，让种粮大户、种粮新型经营主体放心扩大再生产和增加粮食生产性投入。
（五）加强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粮食生产高质量配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各地应从本地实际出发，整合资源，鼓励和发动现代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粮大户依托自身的人才、技术、资金等优势，根据粮食生产需求提供形式多样的专业化服务，推进粮食生产高质量配置，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一是围绕粮食生产“翻耕、供种、播种、施肥、病虫防治、机收、秸秆还田、保险”等环节，培育粮食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组织，着力提高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服务覆盖面。在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时，按照“因地制宜、市场主导、错位发展”的原则，积极引导现代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粮大户采用投资分流方式新建一批专业化服务组织，优化资源配置，聚合核心专长，避免出现重复投资、恶意竞争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有效地实现粮食生产专业化服务区域优势整合、协同发展。二是按照装备先进、实用高效的要求，加大对粮食生产性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重点提升现有基础较好，扶持运作较规范、发展潜力较大、服务能力较强的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对购置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烘干机等大中型农机具和兴建水稻育秧中心、烘干中心、库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财政补贴，并在用地、用电、税收、信贷、资金等方面给予更优惠政策，为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创造更宽松的发展空间，促进他们快速健康发展。三是强化农资供应、生产过程、信息技术、加工储存、市场营销等服务保障，从小农户需求最迫切、粮食生产最关键的环节出发，推进集中育秧、机耕机播机插机收、病虫害统防统治、粮食烘干、仓储等关键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大力推行粮食生产全程承包服务，提高灾害应急排涝抗旱、烘干仓储能力，提升小农户粮食生产现代化水平，全面提高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化、规范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四是建立监督机制，完善粮食生产专业化服务组织管理制度，对服务过程和行为进行监督指导，规范服务行为、收费标准，满足小农户粮食生产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小农户和大生产有机衔接，推进粮食生产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冯维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J］.人民论坛,2019(32):20-21.
［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乔金亮．把粮食安全这根弦再绷紧些［N］．经济日报，2020-08-31（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安全［N］．经济日报，2019-10-15(5).
［5］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J］.求是,2020(12):50-55.
［6］刘慧．放心！库存稻麦可供全国吃一年以上［N］．经济日报，2020-08-28(5).
［7］刘洪涛，郭小夏，成升魁，等.我国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环境效应特征与代价分析［J］.中国环境管理，2019(4):67-70.
［8］国家生态环境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EB/OL］．(2020-06-16).http://www.mee.gov.cn/home/ztbd/rdzl/wrypc/zlxz/202006/t20200616_784745.html.
［9］黄寿海，胡小平.占补平衡制度下耕地质量对粮食生产的影响［J］.财经科学，2019(12):121-129.
［10］胡逸文，霍学喜.不同规模农户粮食生产效率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7(17):105-109.
［11］乔金亮．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永久基本农田［N］．经济日报，2020-09-07(7).
［12］刘晓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谋求共赢［N］．经济日报，2020-09-07(7).